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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征,一座信仰的丰碑

来源: 本站    发布时间: 2017-07-10    浏览量: 478

  人和自然相比之下,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,“人定胜天”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违反自然规律的。但是我觉得“人定胜天”这句话在哲理的层次上是被实现过的,那就是长征。
长征在精神层面上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进程

 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,是建党95周年,也是长征胜利80周年。因此,今年关于长征的话题是一个热点。
  我的作品《长征》写于10年前,也就是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。在写作之初,我的同行曾经多次问过我:有那么多好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写?说得再俗气一点,有那么多挣钱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写?你写 《长征》,《长征》有人买吗?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没人买,那你写它干什么?你也拿不到版税。当时我说了一句很狂妄的话,我说:“你写卖不出去,我写就能卖出去。”(全场鼓掌)我非常感激我的读者对我的厚爱,我有一个刻骨的体会,读者不是爱我,而是爱我们这个民族。
  在写作之前有一件事刺激了我。那是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,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出版了一本书叫作《人类一千年》。《时代》周刊为了出这本书,邀请了世界上几十位顶级专家,他们都是政治、经济、人文、自然科学、文学艺术等各个行业中的顶级专家,来评选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情。
  公元1000年,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岳飞所在的北宋时期。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这1000年当中,该有多少事情可以入选,但是要选出仅仅100件事。评选的标准是这样写的:入选的事件必须深刻影响人类进程。
  结果,中国入选了三件事。第一件是火药武器的使用,不是火药的发明。我考证了一下,是指北宋军队第一次在战争中把火药放在竹筒里发射,它标志着人类热兵器时代的开始。一直到今天,不管战争形态发展到电子战还是信息战,只要还有枪还有炮,人类的热兵器时代就没有结束,这件事依旧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进程。
  第二件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半个欧洲。在当代英语语系中有一个名词叫“黄祸”,就是起源于这件事,现在的欧洲历史学家提起成吉思汗还心有余悸。
  第三件事就是长征。
  选这件事,难道是因为这些顶级专家们对中共党史感兴趣?显然不是。那么他们为什么认为发生在几十年前,在中国国土偏僻的一角,在军事意义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次军事行为,会深刻影响着人类进程呢?我想只有一个答案,那就是长征这个事件在精神层面上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进程。这个事件最典型、最极端地折射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当中,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的。长征当中所折射出来的精神,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,缺了这种精神,人类文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此悬殊,这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没有过

  然而,对于80年前我们的前辈所创造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,我们了解多少?理解了多少?我想我们对长征的认识,绝不能落在外国人后面,这就是我写《长征》的原因之一。
  长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,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,在这次事件当中经受住了最严酷的敌我关系的考验。长征是一种流动状态,是一种行军状态,是一种突围状态。或者说得更极端一点,长征是一种流亡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中,我们的后勤补给从哪里来?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,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此悬殊,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实例。
  这就是为什么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大量的牺牲。我作了一个小小的统计,我们仅以中央红军为例,出发的时候有12位红军师长,长征过程当中3死9伤。这12位红军师长从中央红军出发的那一刻起,一共只有22条胳膊,其中有两位师长是独臂的,在第五次围剿当中这两位师长各自失去了自己的一条手臂。
  红军出发后牺牲的第一位师长就是独臂师长洪超,第四师师长,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,还没进广东的时候,他第一个中弹倒下了。在残酷的战斗当中失去手臂的还有余秋里,他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。那是在贵州的一次战斗中,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胳膊,那时候正在突围,既没有药品,也不可能坐下来疗伤,只能用绳子把伤胳膊捆在身上奔跑,3天以后敌情缓解了,他在路边坐下来,自己解开绳子,胳膊就这样掉下来了,已经严重溃烂。但是他活下来了,我们共产党人的生命力是不可思议的。
  还有一位一条胳膊的将军——贺炳炎贺将军。那是长征途中从湖南向云南行进的时候,在两省边界上遇到一队国民党军的阻击,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的警卫员跟他喊:“师长,你负伤了!”他还不高兴,说你喊什么喊,低头一看,自己半个身子都红了,一条胳膊已经被打断了,流血过多人一下子昏迷了。
  战斗结束后,部队进了一个小村子。贺龙就问他的卫生队长,说贺师长的命还能保住吗?卫生队长说要把胳膊锯了,也许能保住性命。于是,他们在村子里的一个打麦场上,架起一口大锅,里面煮了两根老百姓锯大木板的锯条。卫生队长和卫生员们就抬了个大凳子,拿根绳子把贺师长抬过来捆在凳子上,什么麻药都没有,就这样踩着贺师长的身子锯下去。贺龙当时都不敢看,锯完了他才回过头,从凳子底下的一摊脓血里扒拉出一些东西。以后在长征的路上,贺龙每次做战斗动员都从怀里掏出手绢打开,说:“同志们,这里面是你们师长的骨头渣!”贺师长最后活下来了。
 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

  如果要念一遍倒在湘江边的官兵的名字,我会从黄昏念到黎明

  长征当中最严酷的一场战役就是湘江战役。湘江战役不是发生在宽阔的湘江上,而是发生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。湘江上游河面很窄,冬天的时候可以涉水而过。我多少次去勘察过战场,我不可想象那条小小的湘江能倒下5万人之多——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有8万多人,过了湘江只剩下3万多。
  我现在说话的频率是一个小时一万字左右,如果用这个速度来念倒在湘江边的官兵的名字,我会从黄昏念到黎明。可惜的是,绝大部分官兵的名字我们并不知道。
  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勘察战场的时候,在附近的农村碰到一个老汉,当时他有80多岁。我说你知不知道这儿打过仗,他说我记得,但是我不敢看,打仗时我们都跑得远远的。他说打完仗他回来看了一下,我说你的印象是什么,他说我只记得那条江是灰色的。他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,因为当时的红军军装就是灰色的,江面上漂满了尸体。
  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,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,叫陈树湘。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很惊讶,我们多少年不提这个人的名字了。我在书里写到了他,他是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一位红军师长,34师师长陈树湘,这个师是负责后卫的。
  作为后卫师,湘江战役作战的惨烈程度,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要保证中央军队过湘江,陈树湘带兵死守阵地。当中央军队终于过去之后,34师被重重包围,最后全部壮烈牺牲。
  我后来读到34师最后一次的师党委会记录,上面只有两条:第一,把所有的电报和机密文件烧掉;第二,如果谁还能活着出去,3个月以后井冈山上再见。因为当时的红军官兵,包括一些高级干部都不知道长征要走到哪里去。在他们心目中,只有一座高山,那就是井冈山。
  最后的时刻,陈树湘师长负伤被捕。当时湖南的军阀头子叫何健,就是杀杨开慧的那个人,他给前线湘军将领打电话说,把这个红军师长活着给我押到长沙来,这是了不得的胜利。
  湘军官兵连夜抬着他,走在湘江的小道上。突然,后边抬担架的那个士兵,脚下踩着什么东西差点滑倒。原来,陈树湘师长躺在担架上,用手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,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扭断而死。这位被当地老百姓称为“断肠英雄”的人,如今就葬在道县,前段时间我还去过一趟。他长眠于湘江边上,但是一般的游客却并不知道这段历史。
  道县的坟墓中埋着的他的骸骨,恐怕没有头颅。因为据档案记载,他的头颅当时被割下来送到了长沙,放在一个木笼子里,挂在小吴门的墙上示众。我相信那颗头颅死都不会瞑目的,因为就在那颗头颅的面前是一条小街,那条街叫瓦屋街。他就是瓦屋街人,那是他的故乡。在这条街上一个破门板的背后就躺着他多病的母亲。陈树湘师长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母亲最后相见的,那一年他29岁。
方志敏行刑时的形象,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一座信仰的丰碑

  我想说,在敌我关系如此悬殊的斗争当中,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红军官兵,之所以能够战胜强敌,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心中拥抱着他们的信仰,是信仰的力量使他们无惧于任何强敌。
  在长征初期,最早出发的是粟裕和方志敏的部队。不久,方志敏就被捕了。国民党知道方志敏是谁,说你只要肯在认罪书上按个手印,高官厚禄应有尽有。但是在监狱中,方志敏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,比如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。我记得《清贫》中他这样写道:“我愿意吃世界上最粗鄙的粮食,我愿意住世界上最简陋的茅屋,我愿意奉献我的一切,就是为了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,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。”这就是信仰!最后,方志敏被秘密枪杀了。
 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他临刑时的照片,披着一个棉大衣,一身都戴着铁链。他的那个形象,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一座丰碑,是一座信仰的丰碑。
  刚才说到诗文,我们不应该忘记陈毅元帅。长征的时候他被留下来了,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的腿严重负伤,没法走路。
  其他留下来的党的干部很快都牺牲了,比如瞿秋白。瞿秋白曾经当过党的总书记。我曾经查过档案,是枪决瞿秋白的一位国民党上校留下的档案,他说我押着这个共产党的匪首向刑场走去的时候,他一路一直在唱着一首歌,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,原来他是在用俄语唱《国际歌》。《国际歌》唱的是什么内容?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,要创造人类的幸福,全靠我们自己。”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行刑时,他走到一块草地边,坐在地上,面对着枪口,坦然说了四个字:“此地甚好。”
  陈毅在中央红军转移之后,在山里整整坚持了3年之久。没有给养,没有药品,国民党天天搜山,他说我几乎每天都和死神迎面相撞,还跟死神聊聊天。但是他就在如此艰苦的岁月中留下了诗篇,这首诗就是《梅岭三章》。他在诗中写道:“取义成仁今日事,人间遍种自由花。”什么叫人间遍种自由花?这就是我们的信仰,为大多数的穷苦百姓服务。他还有这样的诗句:“此去泉台招旧部,旌旗十万斩阎罗。”我死了到地狱之下还要召集我的部下,和黑暗世界斗争到底,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
  在我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首诗歌,当数叶挺将军的那首《囚歌》:“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,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,一个声音高叫着:爬出来吧,给你自由!我渴望自由,但我深深地知道——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!”这就是信仰,如果没有这个信仰,长征是不可能走下来的。

  以如此一往无前的精神来面对自然考验的,唯数长征

  长征中经受的另一种考验,是大自然的考验。以前说到长征,无非是说吃树皮吃草根,但是我觉得这是浅显的。人和自然相比之下,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,“人定胜天”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违反自然规律的。但是我觉得“人定胜天”这句话在哲理的层次上是被实现过的,那就是长征。
 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,能够以如此一往无前的精神、大无畏的精神来面对自然考验的,唯数长征,没有第二。我们党和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经受了苦难的极端考验,雪山草地,茫茫高山,绝大部分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,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
  我们仅从草地来说。我刚从草地回来,现在的草地真是漂亮,高速公路笔直通过,鲜花盛开。我劝大家去看看,那里的纪念碑很多,包括在黄龙、九寨沟这些著名景点都能看到一些纪念碑,因为那是红军曾经经过的地方。
  长征的时候,那里没有人烟。我记得我在档案中看到这样一个史料:过草地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没吃的,只能吃草。要知道长征的红军大部分来自福建、湖南、江西等地,而草地在川西,他们根本不熟悉那里的植被,根本不认识地上的草,因此中毒的人很多,那时候误吃了一种植物立即就会死去,没有办法医治。
  于是红军的政治部门作了一个决定,没有命令不许随便吃草。红军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,叫做试吃小组,就是一帮子人吃了草后,只要他们不过敏,脑袋没有肿大起来,没有死掉,就证明这种草可以吃。要参加试吃小组有一个条件,必须是党员。我想,当他们误吃一种植物倒下的那一刻,他们是没有遗憾的,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梦想,有信仰的支撑。
  有不少读者问我,长征时期为什么那么多小红军生生死死要跟着这支队伍走?他们到别的地方也能活,跟着红军队伍走恐怕会饿死,战争中也会伤亡。我说你不知道,我刚刚说的试吃小组就是个例子,那些目不识丁的小红军,你跟他说马克思、列宁恐怕没什么用,因为他不识字。但是他心里明白他生下来就是穷苦的孩子,他生下来就不是“人”,是奴隶。他参加了这支队伍,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做人的尊严。
  在这支队伍当中官兵是平等的,吃的一样,穿的一样,牺牲的姿态都是一样的,而且牺牲的都是他们的上级,他们的楷模都是党员。当看到那些冲锋在前的师长、政委们牺牲倒在地上的时候,当看到那些试吃的党员倒在地上的时候,那些目不识丁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小红军,生生死死都要跟着这支队伍,哪怕明天死去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
  我在书中写过一个人的真实故事,他叫郑金玉,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名字。他是红24团的一个小通讯员,江西石城人,在长征途中,他除了背着自己的干粮之外,还背着很多宣传工具,比如锣、鼓,沿途做宣传工作,跑前跑后,大家都非常喜欢他。有一天大家没见到他,才知道他生病了,所谓生病实际上就是饿的。最后病得不能走了,他的政委把马让给了他,他在马上都坐不住,最后战友们用绳子把他捆在马上走。将要走出草地的前一天,他突然在马背上说,我想见政委,我有话跟他说。政委跑过来了。
  他说的这段话是记在档案里的,我的印象特别深。他跟他的政委说:“政委,我不行了。在政治上我是块钢铁,但是我实在是不行了,我坚持不住了,我要死了,我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了。”说完这句话,他就死在了马背上,那年他17岁。我为什么记住了他的名字?我特别记得他说的“在政治上我是块钢铁”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这句话格外动人。
  我想,在和平年代,我们在追求道德,追求人格,追求我们的政治素养和我们的信仰这样的精神层面时,我们必须要做到像钢铁一样坚定。不然的话,面对种种复杂的社会考验,我们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方向。
  我坚信信仰的力量,作为一个人、一个个体,如果你拥抱自己内心的精神价值,你人生的成功几率会提高不少;作为一个民族,永远坚守自己崇尚的那份精神价值,永远拥抱着自己的那份信仰,这个信仰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民族的复兴和昌盛,从这点来讲,我相信我们民族复兴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。因为我相信,我们民族的主心骨还在,我们信仰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,因为长征永远在我们心中!